一个伟大战略决策诞生的促成

    林育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确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发挥了很重要作用。在革命过程中，他的身体遭到敌人的多次摧残，由于长期不顾多病的身 躯忘我工作、积劳成疾，脑溢血病突发，1942年3月6日不幸逝世。临终前，他非常惋惜地说：“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完全胜利，深以为憾。”要求死后葬在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天天望着党中央、毛泽东”！

   林育英为什么会突然从莫斯科回国？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因电台损坏，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并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国。当时从苏联进入中国，有东北、新疆、蒙古 三条途径。由于东北已被日本占领，新疆又路途遥远，只有通过蒙古回国路程较短。但是，要穿越茫茫沙漠并通过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关卡，危险很大，绝对不能携带 任何书面文件，必须将任务要求牢记在脑子里。因此，选派回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机智灵活又斗争经验丰富，而且要在党内有知名度， 让中共中央信得过。根据这些要求，当时中共代表团中只有林育英、潘汉年比较适合完成这项重要使命。染织工人出身的林育英，1922年2月就加入中国共产 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在党内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工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和全国海员工会 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他与中共代 表团其他成员一起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7月25日—8月8日，他又出席了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正是由于经受过严峻考验、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在党内的地位，共产国际决定林育英通过内陆回国，潘汉年则通过水路回国。

  林育英接受任务后，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八一宣言》内容以及联络密码，化名张浩，踏上回国的艰辛路程。他打扮成小商人，身穿一件光板皮袄，肩挑一对货筐，从蒙古入境，跨越沙漠、风餐露宿，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935年11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对内发布《中共西北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工作的决定》。宣言指出：“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 而血战！”至此，林育英才得知中共中央已转移到陕北。随后，在当地赤卫队的护送下立即赶往中央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11月18日或19日，他首先与总书记 张闻天接上了头，两人彻夜长谈。以往在上海工作过的领导人都认识林育英，时隔多年在这里相逢，也是喜出望外，倍觉亲切。林育英立即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 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会议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 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中，主张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内容，并用带回的电台密码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张闻天及时将这些讯息转告在前方 的毛泽东等人，之后立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国情、党情和军情，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针。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土地问题时， 张浩出席会议并发言指出，“反富农要注意”，“目前阶段策略上紧急的要反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对富农的政策仍是消灭、没收则会影响团 结中农、商人、知识分子，“富农还是长期的斗争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消灭的”，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张闻天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改变对 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致函征求毛泽东和其他在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 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 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 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 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 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 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 联盟。（十）同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博古、张浩等人出席。经过讨论，中央领导同志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12 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张闻天、博古、凯丰、邓发、张浩等人出席会议。会议认为，根据革命形势的改变，应将四中全会后执行的 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反对富农”的指示，调整为“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会议讨论通过了《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12月15日，中央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路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 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 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 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容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 及军事战略等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凯丰、张浩等出席会议。会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并作了重要发言。经过三天 的充分讨论，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首先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 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确 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即“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 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民族危急时刻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 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同时，报告要求全党汲 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 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积极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 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 当轻易谈转变。”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他的重要发言对瓦窑堡会议实现政治战略的根本转变，进一步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起了重要作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