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优秀儿子-崔景岳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乳名崔运乾，化名崔皓、健仁、卓文等，1911年12月22日生 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全家12口人，全靠一些沟坡地和父亲开的一个收入很少的小药铺过活，常是半年粗粮半年糠，生活很艰苦。他是长 子，8岁就帮着父亲犁地、锄草、跟大人进山砍柴，领着弟妹挖药材，采酸枣，砸桃仁，刨煤矸石。他11岁入本村初小读书，14岁考入县宝塔高等小学。
崔景岳少年时代就执着追求真理，渴求进步。在宝塔小学当教师的许才升，是共产党员，他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崔景岳积极参加，表现突出，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下半年，在许才升的带领下，崔景岳参加了中共旬邑地下党领导 的向旬邑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遇难烈士纪念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的罪行。1927年暑假，许才升举办讲习会，以教 授英语为名，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崔景岳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了《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唯物史观》马列主义著作。景岳还 借来《共产党宣言》、《苏联文化》等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家里点不起油灯，他就借着夕阳的余辉，黎明的晨曦，起早贪黑地阅读。为了掩人耳目，崔景岳看这 类书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旧小说的封皮包在上面。他从这些进步书籍中汲取了营养，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革命真理犹如一支点燃的火炬， 照亮了崔景岳的心。自此，他选择了一条艰辛坎坷的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927年下半年，16岁的崔景岳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六七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 卫在陕西清党反共，镇压革命。旬邑县反动县长庞天赖，封闭了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当地的土豪劣绅也对贫苦农民加紧剥削，白色恐怖 笼罩了整个旬邑。但崔景岳坚信“革命大有希望，共产主义事业必将胜利”，继续坚持在斗争前线。他与宝塔小学的党团员一起，联络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向省政府 和报社写信、写文章，揭露、控告庞天赖的罪行。1927年12月22日，《中山日报》刊载了《贪婪不法之旬邑县长》一文，1928年2月12日又发表了 《旬邑学生呈控县长》的报道。省政府派员到旬邑调查，崔景岳和崔维峻，樊风贤等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出面作证，历数反动县长的罪行。在人民群众的压力 下，省政府被迫于1928年3月12日宣布撤销了庞天赖的县长职务，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加强旬邑县党的力量，陕西省委派许才升回到旬邑，还从外地抽调许多得力干部，加强 了旬邑县党的地下工作，并建立了旬邑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宝塔小学党支部。以后又在郝村、蒲家堡等地相继建立了农村支部，崔景岳当时就在蒲家堡支部过组织 生活，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农民向豪绅斗争。
1928年5月6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了一名催粮委员到旬邑县清水塬、郝村一带催 粮，穷凶极恶地强逼农民三日内交齐粮款，对交不齐者鞭打绳拴。残酷的压榨，激怒了农民群众。地下党组织决定抓住时机，发动起义。当日，许才升以鸡毛传贴发 动清水塬各村群众数百人，打死了郝村的一个大地主，接着便向县城进发。崔景岳与起义农民一起，途经吕家村时，抄了大地主吕善堂的家。队伍来到赵家村，许才 升主持召开了干部会，研究部署围攻县城的计划。决定派崔景岳、侯天佑、崔维峻等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一起，在攻城时作内应。
5月7日拂晓，由许才升领导的起义队伍到达坡头塬畔。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点起一堆大 火，作为信号。又很快来到县城东门外。当崔景岳和崔维峻等人看见塬畔上火光冲天时，他们互相掩护，提着斧头冲到东城门下，砸开铁锁，打开了城门。起义队伍 如决堤洪水，涌进了县城。正在睡大觉的守城军警惊醒后见大事不妙，吓得朝天空放几枪就逃之夭夭了。
起义队伍进城后，崔景岳等人担任向导。他们先到粮秣处，击毙了四个管粮人员，开仓放 粮，救济贫苦农民；接着拥进伪县政府，打死了伪看守所长，解除了警戒人员的武装，打开牢房，救出了被捕的同志和群众。起义队伍还冲入县衙门，活捉了县长李 克选。正午，起义队伍控制了县城。旬邑县当即成立了临时苏维埃工农政府，还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武装——红军渭北游击支队。
当天下午，苏维埃工农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处决了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反动县长李克选。
旬邑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敌人极为恐惧。彬乾行署反动统治者一面派兵前来镇压，一面用重金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用散布谣言、威胁恐吓等手段，煽动叛乱。
6月6日清晨，叛乱分子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崔景岳机智地避过了敌人的搜捕。敌人得知许才升不在县城，就火速派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到张家村，诱骗许才升到县城并将其逮捕。6月8日，敌人将吕佑乾、许才升等七人枪杀在张洪镇。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面对失败，崔景岳毫不气馁。他与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红军渭北支队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长侯天佐等一起，带领部分起义群众撤出县城，转入山区，分散隐蔽，坚持斗争。
旬邑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崔景岳暂住在舅父家，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苦苦思 索着旬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使他开始认识到：闹革命，不掌握武装，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强的党组 织也不行。于是他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抓党的建设，抓革命武装。
1928年秋，旬邑县的恐怖气氛渐渐缓和了。崔景岳悄悄回到县城，联络同志，进行活动。不久，他以在东关小学教书作掩护，协助叔父崔维峻恢复旬邑县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对敌斗争。
1929年前后，关中连年大旱，饥民成群，加上流行虎列拉(霍乱)，倒毙贫苦农民成千 上万。根据这种情况，党派崔景岳和许多党员到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渭北一带，领导饥民吃大户，分粮食。崔景岳还在三原和临潼县的周家村、栎阳镇一带，建立和 恢复了党组织，成立了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群众，联系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们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地方，还成立了灾民自救 军，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政府下乡搜粮的保安队，在公路沿线夺取官府车队的物资，解决了不少灾民的生活急需。
1929年冬，陇东驻军杨保诚部在泾川办了一所学校，招收学员。崔景岳怀着相机争取力 量，建立革命武装的愿望，经党组织批准他和蒙定军、辛俊贤等到该校去学习。1930年，崔景岳又和崔维峻、蒙定军等到甘肃平凉，打入陇东绥靖司令部，崔景 岳任司令部文书，崔维峻任《陇东日报》副刊编辑，蒙定军等去连队。崔景岳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宣传革命，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官兵 进行革命活动。影响之大，使敌震惊。这时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旬邑县委。县委机关设在崔景岳住的窑洞内，条件虽然很差，工作却很活 跃。1931年上级党组织又调崔景岳负责彬(县)长(武)旬邑地区党的工作。崔景岳和崔维峻一起，根据党的指示，组织这一地区的一批进步青年，随孙蔚如部 入甘，开展兵运工作，并经常写信指导他们的斗争。
1932年，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同盟军开到甘肃省正宁县的三家原、准备改 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当时，三家原一带党的组织亦归中共旬邑县委领导。为了配合部队的改编，崔景岳召集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旬邑游击队和各村党组织的负 责人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数十人在连家河开会，研究部署，动员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军。随后将参军的人员造册登记，并指定由吕振邦、程双印负责，约定 时间在三家原集中。这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除补足红军战斗部队以外，还成立了一个补充大队。当陕甘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时，崔景岳还派员赠旗庆贺。
1933年春，正当青黄不接，农民吃喝无着时，国民党县政府却增派粮款，激起了广大贫 苦农民的愤怒。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崔景岳与县委、区委领导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抗粮斗争，发动了1000多农民群众，扛着各种农具和土制武器围攻 县城，迫使国民党县长亲自爬上城头，答应了减免所增粮款、征粮征款缓期交纳和清算县财政科长蒲子长帐务的要求。此后，龙高村周围六七个村子的群众又在党的 领导下，没收和分配了甘池村大地主王嘉斌的粮食，使这一斗争在全县展开。
这期间，崔景岳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帮助游击 队建立活动据点，组织赤卫队、调查敌情，监视坏分子，破坏敌人的电讯、交通，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筹备药品器械，接送来往队员。还搞兵 运，补兵源，抗派粮，建政权，保家乡，百折不挠，顽强战斗，使这一地区很快成为陕甘游击支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由于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 人被捕叛变，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捕杀，陕西地下党的组织大多数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中，崔景岳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区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 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同志联系，研究对策。经过多次磋商，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临时省委决定，将主要力量放 在杨虎城部队和各地民团中，发展组织，搞兵运，抓武装。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队，由崔景岳、胡振家负责，采取多种方式宣传、联系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打击 了土豪，捕杀敌特、叛徒，保卫党组织的正常活动。一天下午，崔景岳带领30多名特工队员，化装成旧军队官兵，奔赴户县大王镇北边的吕家庄，以给军队号驻房 为名，进驻一家大地主庄院。到傍晚时，崔景岳趁地主团丁喝酒猜拳之际，一声令下，收缴了地主民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带领队伍安全撤退。特工队在崔景岳等的领 导下，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先后收缴了子午、甘河等乡、镇公所的枪支，摧毁了六七处伪乡、镇政权，捕杀了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分子李天祥、丁云川等人。他 还先后在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临潼等地建立了活动据点，组建了一支将近200人的地下革命武装。并在陕甘边的渭北地区，与周紫 轩、谈国帆等联系党员，开展活动，建立秘密据点，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
1934年春，中央派魏光波由上海来西安与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将 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中心市委书记魏光波，军委书记崔景岳负责兵运、军事工作。为了吸收以往党组织多次被破坏的教训，中心市委除 了加强秘密工作教育外，还规定：几位负责同志采用分工负责、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工作。由于崔景岳警惕性高，严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在他负责军委工作期间， 军队中的党组织一直未遭大的破坏。
1934年10月，魏光波被敌人逮捕，崔景岳和严克伦成了敌特追捕的主要目标。一次， 崔景岳到西安二府园去找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的委员接头时，发现后边有特务盯梢，便机警地钻进一条小胡同，敌特紧追不舍，他就东拐西拐，靠聪明机 智跑进一熟人家里从后门跑出，终于摆脱了敌人。入冬后，党组织为确保崔景岳的安全，调他离开西安到陕南勉县杨虎城部警卫团任连司书。该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张 汉民，部队中各级干部也多为共产党员。全团党、团员有100多人。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各地被敌特追捕的一部分共产党员，便被党组织安排到这里隐蔽，因 而这个团被称为“干部仓库”。崔景岳配合团长，在部队中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
1935年5月，根据周紫轩等的建议，崔景岳积极推动在临潼县交口镇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并很快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夏，按照当时的形势需要，高克林通过王超北、张性初等人，与崔景岳、孙作宾等取得联系，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领导陕西各地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志秦邦宪在谢华家召 集干部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白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工作。省委书记贾拓夫，秘书长崔景岳。新省委成立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防止 敌人破坏，除留少数人在西安坚持工作外，崔景岳与省委机关一起移驻泾阳县云阳镇办公。
从1933年夏至1937年5月底，崔景岳两度出任临时省委秘书长，一度出任省委秘书 长，身肩重任都能胜任，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和信任。正如汪锋所称赞：“廷儒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充满活力，热情极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二是热 情之中有冷静，行动之中有远见，善于观察，见解独到。他作为省委秘书长，要负责处理大量省委日常工作，大到筹备会议、组织省委机关的搬迁、人员的变动，小 到起草、审查、印刷文件，筹措活动经费，事无巨细，都要他一一操心。他工作起来，常常是不分昼夜，四处奔波，但他总是满面笑容，没有半句怨言，对革命事业 的前途，也总是满怀信心。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动脑筋、肯学习的人。”
1935年10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奠 定了革命大本营。崔景岳闻讯，欣喜若狂，他和孙作宾等商量，决定派谈国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看到谈国帆带回的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 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件，崔景岳如获至宝，立即找到严克伦，要求他千方百计尽快地把文件刻印出来，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基层党组织 和进步人士手中，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为了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日，崔景岳还把蒋介石三个字编成民谣，在小学及群众中广泛流传：“将军头上长的草，二人站在石头上，群众起来闹革命，先把该死(介石)头杀掉。”
为了提高党内同志对抗日政策的认识，他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写出了《谈谈斗争方式的转 变问题》、《农村支部如何工作》等文章，提出应加强党的组织，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兴趣，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 始终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感召下，杨虎城将军秘密提出，希望能给中共中央传话，说他的部队愿意和红军停火，建立互不侵犯关 系，并要求与地下党负责人面谈。临时省委研究决定由崔景岳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杨虎城将军的建议。1936年1月13日，崔景岳带着杨虎城绥靖公署开的护 照，换上父亲的便衣日夜兼程，去向党中央汇报，路过甘肃宁县悟空洞时，遇到了由鲁贲、贾拓夫、张德生组成的中央南下工作代表团，崔景岳汇报情况后，立即带 着代表团秘写的信件，急向回赶。2月5日晚，崔景岳冒着大雪从苏区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晨，就有反动军队一个营驻进村里，家中四孔窑洞，被迫腾出了两孔，崔 景岳急忙藏到一个三四尺长的墙洞里，把洞口用被子堵起来，让小孩装病作掩护，躲过敌人。路上还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搜捕，回到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于1936年夏调集大批军队，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妄 图消灭抗日红军。根据党的决定，崔景岳安排将渭北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根据党的决定，把领导和骨干转移到麟游山区，与赵伯经领导的武装力量会合，派员在游 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整顿了这支武装力量。同时又联合了一些地方武装，控制了麟游大片地区。为了配合红军粉碎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崔景岳决定利用敌 人后方空虚之机，组织武装起义，钳制敌人，并将部队改编为陕甘边抗日联军。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思想水平， 先后派巡视员、特派员到各地指导工作。1937年1月，崔景岳作为周恩来、叶剑英的代表，到关中特委向习仲勋等通报“西安事变”大好形势。1937年5月 22日崔景岳筹备参加了在云阳镇召开的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会后，他去关中特委巡视工作。1938年夏秋之际，他又作为省委特派员到西兰工委工作，后任工 委书记。崔景岳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奔波于渭河两岸，深入学校、工厂、农村、城镇宣传党的政策，鼓动群众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和整顿党的组织，在敌人追 捕、生活艰苦，工作困难的情况下，他时常带只梅笛，一有空就吹笛子，唱“乱弹”，非常乐观。崔景岳不论走到哪里，始终保持与群众打成一片，把党的抗日救国 的政策宣传到哪里。
1939年冬，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加之日军进攻绥远西部，宁夏局面极度混乱。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领导宁夏地区的抗日活动，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在延安学习的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
当时宁夏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地区虽小，仅几十万人口，马鸿逵就养着十万军队，几乎所有 的青壮年都成了马家兵，而且还实行保甲制度，户户相监，村村相掣。凡住宿、行路皆须持本保本甲的证明，外人难以插足，在这里开展党的工作，要比陕西困难、 险恶。但崔景岳是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人，为了党的利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毅然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和正在陕西朝邑县任县委书记的王博一起，打扮成商 人模样，闯过了一道道关卡，经过十来天的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宁夏。
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系信号，崔景岳在中宁县与原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接上了关系。之后，崔 景岳又到宁夏城(今银川市)、金积堡、叶盛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与党员见面，了解情况，分析敌情，研究开展革命活动的具体办法，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 决定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今永宁县)和小坝小学(今青铜峡市)。
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共产党员马云泽。崔景岳住在学校，公开身份是商人，并兼任该校教 师。王博、白玉光在小坝小学，公开身份是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党 在宁夏站住了脚，并且初步打开了局面。
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地方军阀马鸿逵，对各地抗日救亡活动惶恐不安，百般阻挠干涉。他们 加紧培训特务，跟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抗日活动比较活跃的教育界更是严密控制。特务机关还秘密派人到陕甘宁边区，刺探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和人事调动情 况。从边区回到宁夏的一批抗大学生，时时处于军警特务的监视之下。就在这种险境下，由崔景岳主持，于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小坝小学召开了宁夏工 委会议。会上崔景岳宣布工委会的成立和人事安排。崔景岳任工委书记，白玉光负责组织工作，王博负责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地分析讨论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 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问题，确定将一部分身份暴露的党员尽快调回边区，地下党的组织尽快地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斗争。会议还对如何开展抗日宣传等工 作进行了具体研究、部署。
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工委会议精神，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崔景岳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谈话，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还密写了一份给西北工委的报告，交他带到延安。
4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崔景岳正在学校吃晚饭。马云泽交给他一封地下党员杜琳写的信，信中要他“星期六到省城(指银川)来一趟，有重要事商量”。白色恐怖下的宁夏，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崔景岳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党受到损失，他决定亲自去。
4月13日，正是星期六。崔景岳换上一身蓝粗布长衫，头戴深灰色礼帽，打扮成商人模 样，带着马云泽写的证明他去银川采购文具、教科书的路条，骑上自行车，顶着风沙来到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在杜琳家等了一阵，只见杜琳急匆匆从新城小学赶 回来，向他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谁料，就在当夜11时左右，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中统特 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20多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进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驻在一座古庙里，戒备森严，审讯室是由大殿改建的，室内布满了刑具，凶恶的宪兵站了一地，随时等待主子的命令。
马效贤和敌军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新党员。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
“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第?”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不露机密。马效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打手上刑。压杠子的由二人增加到四人，后来又增加到六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厥过去了。打手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效贤继续逼供，崔景岳强忍剧痛，还是老话。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们把崔景岳吊在大梁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 景岳紧闭双眼，咬着嘴唇，忍受着敌人种种酷刑的折磨。身上一道道伤痕渗出殷红的鲜血，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敌人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 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指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变了革命，他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 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
崔景岳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组织的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多么想一把抢过这封信。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猾的敌人不肯给文件，接连问：“用什么显字?”
“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敌人拿 来五倍子水，将信的一角小心翼翼地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知道上了当，勃然大怒，大骂崔景岳是有意破坏。后敌人试着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 现了出来。敌人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线索，很快逮捕了王博、白玉光及共产党员、革命群众30余人。
敌人为了进一步确证崔景岳就是宁夏地下党的领导人，在叛徒招供的第三天，就命令叛徒当 面对质。智穷力竭的敌人还拿出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共产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的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因名单上有 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军警特务，鱼龙混杂。崔景岳想趁机布下个迷魂阵，把他们的阵线搞乱。敌人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毒打，接着压杠 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在一个多月的法庭斗争中，崔景岳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他的意志始终坚如磐石。敌人也知道，对这样的人硬的不行，志不可夺，便又来软的一套，企图软化、收买他。
5月初，敌人约请崔景岳去“谈话”。两个宪兵挟着他走进屋子里，当宪兵们手一松，崔景 岳就像大石落地似的“咯噔”一声，跌坐在地上。他的腿已被敌人打坏，无法站立。敌科长见此情形连忙让坐。崔景岳咬牙忍痛、昂首盘膝，回敬敌人说：“我不是 ‘坐’得很好吗?”弄得敌科长非常尴尬。过了一阵，马效贤从衣袋里拿出五块钱，嘻皮笑脸地给崔景岳。崔景岳怒斥道：“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 鬼才挥霍它。我们不需要!”
收买的阴谋失败后，敌人又耍了一个新花招，妄图从精神上战胜他。一天，高中第把叛变自 首的人集中起来，洋洋得意地对崔景岳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崔景岳冷笑道：“我很清楚你 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便摇头晃脑地说：“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崔景岳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今 天总算是‘济济一堂’了……你们有的原来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作共产党员也可以， 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要作那些危 害民众利益的坏事情……”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说得那些人羞愧难当，一个个低着脑袋，不敢抬头。敌人暴跳如雷，大骂崔景岳是一个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 死硬分子。
的确，在敌人法庭上，崔景岳就是一个软硬不吃的钢铁汉，是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一到监狱，敌人就给崔景岳和孟长有戴上了手铐和沉重的脚镣。
蒋马匪帮的监狱，惨无人道。关押崔景岳等人的牢房阴暗、潮湿、狭小，长年不见太阳、臭 虫、虱子随手可摸，屋里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但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当得知他给西北工委领导 同志的信送到了，边区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还打了电报给宁夏，勒令马鸿逵释放这些无辜的“政治犯”的消息后，崔景岳和同志们悲喜交加，经过讨论和选举，成立 了狱中第一届党支部。崔景岳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确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持身体，以利再战。
狱中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 治斗争。如同崔景岳一起被捕的杜琳，开始经不起敌人的酷刑拷打，有严重的自首叛变行为，后来在崔景岳的争取、帮助和其他同志团结斗争的影响下，也有很大转 变。敌人多方胁迫，杜琳就是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其他一些有过动摇自首的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签字。
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崔景岳除了重视加强对党员思想教育外，还从思想上、生 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以身作则，带头吃发霉变质，掺有沙粒和可见老鼠屎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 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家充饥。寒冷是折磨同志们的大敌，尤其塞外的牢房，冷得像冰窖一样。崔景岳召开支部会，决定大家自己动手，搞吃搞穿， 战胜敌人的冰饿政策。崔景岳把自己卖自行车剩下的十来元钱和大家共凑了的二十几元，托人在外面买回十多斤羊毛和捻织工具，大家齐心动手干，不几天，每人都 穿上了毛袜，衣服单薄的同志穿上了毛裤。有的还把毛衣托人捎出去卖钱，每个星期能吃上一顿面条，使生活有了一点改善。
冬天，“监狱热”(传染病)流行。王博、白玉光、孟长有等同志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二人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并和大家合计，坚持捻毛线，织毛衣、筹钱换药治病，使奄奄一息的战友转危为安。
在阴暗的牢房里，透过很小的墙洞射进来的一丝微弱的阳光，很快就消逝了，真是一刻值千 金。每当有阳光时，同志们就轮流到这块“宝地”上坐坐，沐浴温暖的阳光，吸几口新鲜空气。崔景岳为了照顾病人，日夜苦心操劳，常把阳光让给难友。同志们见 他那消瘦的身体、深凹的眼睛、苍白的脸色，更觉心疼，都亲切地赞誉他是“狱中的阳光”。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崔景岳自觉文化程度低，还主动请孟长有给他教数学。
崔景岳还和大家寻来一些纸浆和胶泥，自制象棋、跳棋，开展狱中的文娱活动。他带领大家 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狱中各种艰难困苦。就是在这种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崔景岳在牺牲的前夕，还找出巴掌大的一块麻纸，给党、给敬爱的周恩 来同志写了最后的一封信，再次表示了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慨和认定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封信托一位同情中共的王看守千方百计送到重庆八路 军办事处，交给了党组织。
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但他都漠然置之，天天照常锻炼，照 常学习。他说“……过去没有机会好好学习，现在待在这里，时间充裕，要抓紧补课。等革命胜利以后，许多事情还等咱们去做啊!”“狱中的阳光”崔景岳视死如 归，胸怀革命必胜的信念，顽强地领导狱中党支部，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着一次次斗争。
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集团对马鸿逵大加赞赏，并且十分关注这个案子。1940年秋后，陈立夫秘密来宁夏过问此案。马鸿逵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将案情向陈立夫汇报，并将这一案有关的各种详细材料一起交给陈立夫。
1941年4月上旬，为了引诱崔景岳自首叛变，马鸿逵授意马效贤、高中第，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效贤装出一副笑脸说：“我们马主席(马鸿逵)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
“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死。”崔景岳坦荡回敬敌人。
“你不要那样死脑筋，这是给你最后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你心里要放明白些!”
“我没有错，向你们认什么错?我主意已定，把我枪毙好了!”
两个特务露出狰狞面目，扯开嗓子嚷道：“不识抬举的东西!把他带回去!”
特务头子马效贤将情况向马鸿逵汇报后，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1941年4月17日深夜。突然，监狱里拥进一伙人。特务头子高中第带领狱卒打开牢门铁锁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
凶狠嘶哑的叫喊声，顿时使难友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崔景岳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 持下去。”刚出牢门一两步，崔景岳又轻轻脱下身上穿的旧棉袍，高中第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次，他们更需要!”崔景岳转回身，抱着 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那余热未消的棉袍，眼眶里的热泪如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滚。同志们含着悲愤，目送着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身上仅穿一件单褂，便和孟长有一起向门外走去。
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像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 去，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份。那人看出这是个面对死亡毫不畏缩的钢铁汉子，也自我介绍说他叫马文良，共产党员，任三边回民工作团团长，在盐池 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时被捕。于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中国共产党万岁!”突然一声巨响，吓得敌人慌了手脚。高中第立即命令宪兵：“快用毛巾堵住崔景岳的嘴!”
那天晚上，银川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挖好了埋人的土坑。当三位战友走到离土坑四五米远的地方时，高中第突然扯起嗓子喊道：“站住!”
三位共产党员收住脚步，怒视群魔。
高中第杀气腾腾地又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时，一个宪兵上前，把堵住崔景岳嘴上的毛巾拿掉。崔景岳锐利的目光环视了四周后，从 容自若地说：“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停了一下，接着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 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 蹂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着。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崔景岳的声音气壮山河。他的话像匕首利剑，刺向敌人的心头。高中第不等崔景岳把话说完，就喝令宪兵们用大棒，将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打入埋人坑。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一阵慷慨激昂的口号声，直冲茫茫夜空，回荡在灿烂的星海之中。
年仅30岁，党的优秀儿子崔景岳英勇壮烈地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