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龙华二十四烈士就义地

2021-02-13 22:37:35 1958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很多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因为这首诗知道了龙华。提到龙华，人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大片桃林，农历三月，桃花怒放，登塔、赏花，游人如织，而它又是上海革命纪念地之一，清明时节挤满了为先烈扫墓的人流。那么龙华二十四烈士都是谁，他们葬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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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之春

《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在194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一篇《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引入我的眼帘，而也就是这篇文章当年拉开了寻找烈士的序幕。

这篇文章是与龙华烈士之一欧阳立安一同被捕坐牢的中共党员黄理文写给欧阳立安的母亲欧阳陶承的，他看了欧阳陶承11月1日在报上刊载的纪念儿子的文章后，即写信回忆了他与烈士们在一起的最后的日子，根据他的叙述，我们知道，严刑拷打下没有动摇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对党的信念，他们坚贞不屈，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还向党中央写信，详细汇报他们这次被捕经过和狱中斗争情况。胡也频在狱中写了一部小说，尚未完成，他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当时的要求是拿钱去找一理发匠来理一次发，他说：“就义后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点。我就是做了鬼，对反动派也不会放松的！”他最后遗言是想将手稿交给丁玲留作纪念。何孟雄全家被捕，早知不免一死，最放不下心的是两个被送到孤儿院的幼儿。他回忆了1931年2月7日那个风雪弥漫恐怖的日子，他亲眼看着欧阳立安等同志被带出牢房，第二天听看守们说，共有二十三名烈士被乱枪打死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旷场上，伍仲文烈士连中十枪，仍站立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中第十三枪才倒下，这些烈士后被剥取衣服葬于方塔旁。他们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恽雨棠、李文(女)、蔡博真、伍仲文(女)、欧阳立安、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女)、费达夫、王崑等。由于同伴们坚贞不屈，而叛徒并不认识所有被捕的人，黄理文与李初梨、何(柯)仲平等同期被捕的十余人没有被判处死刑，这十多年来，烈士们的身影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也许就是因为这篇文章，1950年3月22日，内政部向上海市市长陈毅发出了一封部令函，函中称：1931年，欧阳立安等23名烈士于上海东方旅馆等处被捕，后被杀害于龙华伪司令部中的旷场上，遗体即埋葬在旷场内的方塔旁。指示：他们“都是中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战士，为了追念革命烈士，希你府负责派员进行调查先烈等之坟址，详为勘验，如有塌毁之处，即予以修补，妥为保护为要，并将处理结果详报本部。 ”

上海市市长陈毅和潘汉年、盛丕华两位副市长传阅后，于当天将此部令函批转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从速调查处理具报。

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批令后，立即派骆洪生展开调查。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在之处最早是江南制造局—座黑药厂，创建于清同治年间。1917年改为龙华兵工厂，本世纪二十年代始，该处也为上海地方军事机关所在地，设有法庭、审讯处、军法处、监牢等，附近有刑场多处。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国民党先后在此设立淞沪戒严司令部、淞沪卫戍司令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直至抗战上海沦陷，为数众多的革命志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被杀害在此及其附近。抗战胜利后，改为国民党兵工厂，解放后由华东军区接管，后改为南京军区后勤部的7315工厂。

骆洪生一面与龙华接管会的同志联络，一面来到当年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刑场龙华路2501弄1号，那里已是一片草地、菜园，也有稀疏的林子和房屋，原有方塔早被日寇拆毁，分辨不出坟墓痕迹。经询问龙华镇原兵工厂的老工人，说是二十年前，曾有总工会的7个烈士和一个婴儿一同就义，埋在方塔旁，其余都在外边埋葬。4月2日起，龙华接管会也派人连日调查，老工人吴福康提供了一个线索，即在抗战爆发前，在当年的围墙外曾埋过二十几个人，龙华接管会即于4日起在围墙下挖掘，到第二天，挖掘出18具完整的遗骸，另有几具颅骨和分离的肢骨，已零碎不全了。同时，在坑中还捡出1副脚镣、1副手铐、4枚壹元的银币、50余枚十文的铜钱，最瞩目的是，还发现了一件已腐烂掉一半的绒线红背心（后来确认为是冯铿的遗物）。骆洪生再去了解，据居民鲁才宝回忆，旧历11月的天气，看见司令部的士兵在围墙外挖坑，两天后夜间听到枪声，次日坑已填平，当时就有人说是枪毙共产党，根据以上情形，他认为挖出的尸骨很有可能就是欧阳立安等烈士的尺骨。民政部认为这与内政部函中所提供的情况略有不同，无法确定是否是先烈的遗骨，便于4月12日将此事向上海市政府作了汇报，请示处理意见。上海市政府于4月13日批示，中央内务府信中所说的23烈士与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提到的24名烈士没有大的出入，而龙华挖出的遗骸数目凑起来似有可能为23具，要求民政局再做调查，将烈士遗骸移葬。并于5月4日将有关情况汇报给了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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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烈士遗骸

不久上海市政府指示将烈士遗骸移葬大场公墓，由于无法辩认是谁的遗骸，因此就合葬在一起，并立了一碑，墓碑正面刻着“林育南等二十三烈士之墓”，墓碑刻着烈士被捕与就义的经过。5月在庆祝上海解放周年纪念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

牺牲的烈士是谁

就在寻找这些烈士遗骸时，有关方面已对他们当年牺牲的烈士身份和真相着手进行调查。牺牲烈士的人数，究竟是23人还是24人?

事实上最早提出龙华“二十三烈士”之说的，是1931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关于二七纪念日龙华司令部秘密枪杀了二十三名战士的报道。而后1931年4月左联刊物《前哨》第一期刊载的左联《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文章则说“2月7日的国民党大屠杀中——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于同一的时候，暗杀了十九个革命家（其中一个是孕妇）五个革命作家——一共虐杀了男女二十四人”。烈士们牺牲两周年后，1933年2月鲁迅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文，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们，文中说据有关消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被枪杀了。但1949年黄理文的文章发表后，由于他是当年经历此事的见证人，二十三烈士的说法就成为了最普遍的说法。不过因事隔多年，他在文章中只回忆起十五名烈士的名字。

1950年4月至5月间上海民政局对龙华烈士做了调查，只能确认十个人的名字和简历。1950年5月31日月，陈毅市长收到一封署名“弱女子孙一元”的信，她提供了一些线索要求为死难烈士立碑。信中说，1930年她与湖南人刘贞（子觉宜）建立了恋爱关系，刘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向她秘密地讲述了红军的斗争，并宣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意义，她还在夜间协助刘等在沪东下海庙一带张贴革命标语。1931年1月，她回乡参加胞姊婚礼期间，收到刘的同事朱英（即朱樱）的信，嘱她暂时不要回到上海，这使她不安，反而匆匆赶回上海，才知道刘和同事贺林棣等六人已被捕，不久又接到刘贞从龙华警备司令部托人秘密寄出的一封信，要她马上离开上海，暂行躲避，她只得到宁波的小姨家居住，二月间，朱英写信告诉她，刘贞和贺林棣已在龙华小河浜附近被害了，同时牺牲的还有何某和傅某，牺牲日期是1931年2月8日。

1950年6月上海市政府向中央组织部和内政部汇报了烈士移葬情况并函询龙华二十三烈士的姓名和材料以便竖立正式墓碑，同时将孙一元的信转给内政部。1950年8月1日及27日，在内政部任职的欧阳陶承分别给给陈毅个人和上海市政府发来信，除介绍了欧阳立安的情况外，还告知中央组织部向黄理文、李初梨、陈迪威调查后所了解的烈士情况，当时他们只能确定17个人的名单。黄理安答复说，他们并不知道有刘贞其人，黄理安虽然认为刘贞等被捕与牺牲时间也确是二十三烈士一案的，但认为他可能是未牺牲的人中的化名刘诗人的同志，贺林棣可能是未牺牲的人中的化名程铁如的同志。因孙未告诉她的住处，上海市政府曾两次登报，邀请孙到机关面叙，她也未去，这条线索暂时中断。

后来冯雪峰等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相继撰写了纪念龙华志士的文章。上海市有关部门再根据1949年黄理文文章中提到的线索走访了同案被捕后被判刑的有关人员，在大场二十三烈士墓的碑文中，明确了十八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蔡博真、伍仲文 (女)、段楠（阿刚、一名赵子四，另一说：化名赵子芝）、费达夫、汤士伦（一名黄昆，或为黄理文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王崑）、汤士德（后改为佺）、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女)、恽雨棠、李文(女)及王青士。

1930年，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机关，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的林育南兼任苏准会秘书长，张文秋被组织安排与林育南假扮夫妇与彭砚耕一起协助林的工作。据张文秋回忆，林育南被捕后，中央要求她与林育南的妻子以亲属的身份探监，２月８日，她们两人又到龙华要求探监，无论怎样交涉，就是不让进。站岗的士兵悄悄地把她俩拉到墙角说：他们昨天已经执行了，并把掩埋烈士的地方指给她们看。1959年，张文秋又回忆起，彭砚耕也是与林育南同时就义的，于是烈士名单又增加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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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关于林育南同志等烈士名单、墓葬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1964年，有一个与林育南等关在一起的老同志提供材料，称烈士牺牲后，从看守口中得知死难者二十四人，这又认证了鲁迅等的说法，二十四人之说比二十三人更有说服力，因此1979年起，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改变了以前的说法，他们在1980年3月出版的《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中提出了龙华二十四烈士之说。

20世纪80年代，各地开展了烈士英名录编写工作，龙华烈士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派人去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查到有一名学生叫刘争，移觉，湖南南县人，与孙一元曾经反映的刘贞十分相似，并查到早在1956年，湖南南县人民政府已根据朱樱（即朱英）提供的材料，追认刘争为烈士，朱樱证明，刘争1930年入党，在沪东华德小学教书，1931年与刘争与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其中两个女的放出来了，两个男的不幸罹难。龙华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当即派人印证有关敌档的记录，查到华德小学被捕的有四人，男的一个叫王和鼎（化名），另一个叫贺治平。又据某个同案被捕的幸存者回忆，和他同关在一间牢房的一名华德小学教师被枪杀了，至此，基本确定刘争和贺治平（后来认定为贺林隶）是龙华二十四位烈士中的两名。

当年，黄理安对于已忘记名字的烈士中，记得有一位的身份是青岛市委书记，后来经过调查考证，确认此人为1930年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代理市委书记的罗石冰烈士，于是二十四位烈士名单基本确认了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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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二十四烈士介绍牌

东方旅社事件

就是在这漫长的查证过程中，三十六名一同移往龙华的同志被捕与烈士就义过程逐渐清晰起来：

1931年1月17日下午，因叛徒告密，林育南等八人在东方旅社被捕。东方旅社位于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 666号，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中共在东方旅社设立的联络处。

他们在东方旅社干什么？原来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一手主持下，中央突然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持不同观点的候补中央委员林育南等人却被剥夺了参加全会的资格；规定出席会议的非中央委员与中央委员享有同等的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以一票之差，通过了四中全会的决议，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且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

这种非常会议遭到何孟雄、罗章龙、林育南、李震瀛、李求实等人的坚决反对。1月13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在静安寺路1幢花园别墅内召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开会，被称为“花园会议”。会后与会者都被扣上“右派”、“托派”等帽子，遭到无情打击，由此造成了党内的分裂。当时反对米夫、王明的主要为罗章龙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党团系统；全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林育南为首的苏准会系统；上海工团联合会党团书记王克全及何孟雄为首的江苏省委一些干部。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他们决定分成两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东方旅社，何孟雄一组在天津路中山旅社。

于是1月17日下午一点，林育南与“左联”作家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刘后春（即彭砚耕）等8位同志就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了会，按照《上海泰吾士报》的报道是“讨论了党内李立三一派与列宁派之间的分歧”。但因《红旗报》记者、交通员王拙夫（即唐禹、唐虞）叛变告密，公共租界捕房与国民党市警察局采取联合行动突然袭击，与会者连会议文件也未及销毁就被捕了。特务们留了些人蹲点，当晚和次日将前来旅社的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左联”作家李求实等3人逮捕了，这十一人中有一人属于台湾籍，当即被送往日本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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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旅社

17日下午，在中山旅社6号房间开会的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段楠、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蔡博真、他的妻子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青工部部长欧阳立安四人也被逮捕。此后黄理文到中山旅社开会，因找不到人才出来，巧遇接到开会通知前来开会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两人碰面正谈笑间，巡捕过来未容分辩，将两人带走了。傍晚，任江苏省委委员等职的何孟雄来到中山旅社也被逮捕。

18日下午，公安局又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可靠情报——虹口华德路小学共产党正在开会。他们马上搜查了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开会的迹象，还是抓走了贺治平夫妇、刘桂贞和王和鼎。

当天，巡捕还在华德路鸿运坊一五二号逮捕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汤士伦、汤士佺兄弟等人，从被检查的物品中发现一封信，按信上的地址逮捕了上海总工会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人。又在武昌路六五Ｏ号逮捕了互济会的干部程铁如。以上两天逮捕的二十七人，送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除证据不足将两个女子释放外，其余二十五人被押到国民党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

19日至21日，国民党密探和巡捕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子、妻妹和两个孩子，抓走了前来联系工作的一名同志。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因汇报工作由宁返沪，他写信约孙冶方会面，把信交给通讯员唐虞转交，于是在新闸路康福里623号住所恽雨棠和担任中央机要工作人员的妻子李文双双被出卖逮捕。巡捕又在其他机关抓住全国总工会秘书陈迪威。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李宜兹（即李初梨）正在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住处传达江苏省委精神也一同被捕。

另外在此之前柯仲平等四人已被捕。柯仲平是1930年12月9日晚上级党组织要他们准备用示威纪念“广州暴动”时,与工人纠察队员一起在武陵旅馆被捕的。

1月23日，共有三十六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押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他们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拷打和利诱。当时中央对林育南等人也极为关心，除经常派人以家属的名义探监外，还指示“互济会”给他们送去一些衣服、药品和钱。中央的慰问和关怀，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他在狱中的墙壁上画了一面红旗，然后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其他难友也一一效法，以此表达誓死不屈的信念。2月7日晚，二十四名烈士被秘密枪杀，倒在桥边的雪地里，残忍的敌人就连身怀有孕的李文也不放过，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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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二十四名烈士牺牲了，监狱党支部马上把消息及烈士在狱中的表现报告给组织。中共办的《红旗报》等报刊迅速发表了消息，左联等进步团体也谴责国民党发动派的野蛮罪行。但王明对这些烈士怀恨在心，在他们牺牲后仍写文章点名批判何孟雄同志，给这些同志扣上右倾帽子。直到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他们作了历史结论：“其实，当时的所谓 ‘右派’，主要的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筹建龙华烈士陵园

1958年，经过调查考证，上海市政府已确定烈士就义地点就在上海龙华机器厂第五宿舍后面（今龙华路2501弄1号）。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将烈士就义地点公布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甲级）。

当时，上海还没有一个全市统一的烈士陵园，而1954年设立的龙华公园毗邻龙华烈士就义地，前身相传是三国时代龙华寺的桃花园，以广种桃花丽著于世，是上海著名的风景区之一，交通方便，便于广大群众开展纪念活动，市领导经多次查看，指示民政局在龙华公园内建造上海革命烈士陵园。民政局也认为烈士遗骨葬在大场公墓不恰当，决定将它们尽快移至落成后的上海革命烈士陵园。但此后因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暂停基本建设，建陵工作停止进行。1963年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市人民政府计划将龙华革命烈士遗址区和龙华公园连成一片，辟建为上海市革命烈士纪念公园。1965年在园门附近立起了以松江佘山赭红岩石叠筑而成的峻伟石山 “红岩”，山顶植布劲松，以象征牺牲于龙华的革命烈士的高风亮节。

同年上海市民政局开始将漕溪路原龙华公墓改建为上海烈士陵园，但不久建园工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1978年上海烈士陵园建成开放，不久市政协副主席赵祖康、周谷城等前来视察，他们认为规模不大的上海市烈士陵园与上海整个革命历史不相称，主张把陈列室、烈士就义地、牢房等纪念场所同龙华公园、龙华庙、塔连在一起，建成一个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公园。此后许多曾经被龙华警备司令部关押过的老同志重去烈士就义地旧地，都提出应该把原址加以恢复和保护。安徽省人大常委主任张凯帆，1981年视察时重书了1934年在龙华狱中墙上题写的也就是本文开头所录的诗句。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部同志参观后，认为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敌人关押我们的监狱，在全国还没有一处被保护下来，他们建议应加以整修恢复，认为这在全国都有历史意义。

1981年，上海烈士陵园将二十四烈士殉难处辟为纪念地，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当时烈士们就义前是经过小桥，然后在小河边被杀害的，因而这两个地方应在就义范围内，但这处地方产权问题一直未能解决。1982年7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提出：“鉴于我党早期不少重要领导人牺牲于龙华，因此，尽快把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恢复起来，供人瞻仰，这对纪念先烈，教育后代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由上海市政府出面，与南京军区协商，把原水牢、女牢、男牢、门楼和烈士就义点等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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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龙华烈士就义地

1983年12月，烈士赵世炎的夫人夏之栩瞻仰了上海烈士陵园，回到北京后，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共创建时期许多优秀干部牺牲地——龙华，建造一座与上海历史地位相匹配的类似于南京雨花台的“龙华烈士陵园”，以缅怀先烈，继承遗志，教育后代。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赞同，并指示：“在龙华搞个烈士陵园，似乎势在必行”，“应予积极支持”，“建设规模与南京雨花台一样”。于是上海市委、市府迅速成立龙华烈士陵园筹建班子，组织专家规划设计方案。在此期间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10月24日，邓小平题写“龙华烈士陵园”门额。1993年10月，民政部根据国务院批示，批准上海市烈士陵园迁入龙华烈士陵园一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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