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与延安合作抗日

     邓宝珊将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待人处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爱国热忱溢于言行。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将军坐镇榆林，在陕 北、山西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在绥远境内团结蒙古和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一致抗日。他当时的武装力量并不多，凭其崇高威信，屏障了陕西、甘肃、宁夏 大西北后方的安定，为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邓宝珊将军的亲笔信中评价道:“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 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平绥、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太原、归绥、包头的失陷势必难免。晋绥军撤退下来后，处在晋陕绥边区中间的榆林，就会混乱冲 突起来。榆林是北线抗日的军事、政治中心，需要有一个能合作抗日、善于调节各方关系的将军坐镇其间，方能收到团结御侮之功，邓宝珊最为理想。是年十月，当 日寇进犯到察哈尔之际，蒋介石将驻甘肃的新一军、一六五师和驻榆林的八十六师合编为二十一军团，任邓宝珊为军团长，坐镇榆林，指挥晋陕绥边区各方面部队， 从平绥路西段的侧翼抗击西侵日军。不言而喻，蒋介石也含有从北面遏制陕甘宁边区的打算。但是邓宝珊将军和驻榆林的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以国家民族存亡为前 提，真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国抗战史上谱写了一页国共合作抗日的光辉篇章。

   　 邓宝珊将军到西安，会晤了蒋鼎文、杜斌丞，派秘书汤昭武(中共地下党员)持杜信去延安联络，本人仅带参谋等四人飞赴榆林就职。所属甘肃部队，按新十一旅、 一六五师和新十旅的序列向陕北开拔。当新十一旅到达安边堡、宁采梁，一六五师部到达西峰镇，其先头部队蒋云台旅到达定边、环县，太原、归绥和包头相继失 守，蒋介石突令邓在甘肃境内部队停止前进，不久又把蒋云台旅撤回甘肃。这样，邓将军在榆林就只有八十六师和新十一旅了，实际上是个“光杆司令”。

　 　当时驻榆林的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将军和邓将军都是在民主革命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二人同仇敌忾，情谊弥笃。邓将军抵榆当日，高军长率队机场迎候， 恭恭敬敬举手行礼，口称：“欢迎你来领导我们的抗战。”邓将军对“光杆司令”这个称谓并不介意，他笑称道：“我不凭个人有多少兵力，就凭我邓宝珊能和你们 二十二军团结起来”。邓宝珊将军作风民主，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和联络各方面的人士。当时，许多部队和晋绥等地的党政军机关纷纷撤退榆林、神府一 带，军需给养发生了很大困难。由于邓、高二位将军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很快做了妥善安置，稳定了榆林形势，形成了统一协调的抗日局面。他们认为，日寇目前 不会离开交通线向纵深进犯，最重要的问题是： 联合友军，协守黄河防线；安抚流亡部队，稳定伊克昭盟。邓将军的指挥范围，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 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

　 　那时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的警备司令部设在绥德，邓、高就派副官石佩玖、高升伯持信件去绥德，和陈奇涵司令员商谈协防事宜。陈司令 员也亲到榆林会见，接着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陕北联防司令员高岗，绥德专员袁任远等先后到榆林和邓、高二人有过多次长谈，再次声明不挖友军的 墙角，谁也不吃掉谁，互相帮助，团结抗日，从而消除了榆林方面由于多年敌对而遗留的疑虑。双方商定军渡至贺家川一段边区通往晋西北的河防，由边区部队驻 守，同时榆林派刘绍庭为绥德办事处主任，经常来往延榆之间，转达彼此意见；还派一个营驻进榆林的三岔湾至镇川堡一线的公路上，维护边区至榆林的交通安全， 保证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一九三九年夏，日寇两次进犯山西的保德县和陕西的府谷县，邓军渡河迎头痛击，八路军、新军（新军名义上是牺盟会为阎锡山组建的军队，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薄一波和八路军领导、帮助下，按八路军的 编制、制度组织起来的，完全不同于阎锡山旧军队的抗日武装，故称为“新军”）从侧截击，日军怆惶溃退，击毙二十余人，生俘二人。抗战的头几年，榆林和延安 几遭敌机轰炸，都互通电话，进行联合防空。延、榆之间，邮电往来没有限制，《解放日报》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都给榆林的机关、部队邮赠；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 战地文工队两次到榆林慰问演出，备受各界欢迎，一时延榆之间团结抗战的气氛非常浓厚。一九三八年四月，邓将军赴陕参加武功会议，途经延安，中共中央备极礼 遇，毛主席和邓将军彻夜长谈，这次谈话对邓宝珊后半生政治道路的选择影响深远。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曾三令五申封锁边区，而邓将军都未执行，双方真正地实 现了“互助互让，团结抗日”的协议。

邓宝珊与杨虎城、刘守中、于右任等合影。

    阎 锡山在太原失陷后，把他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陕西洛川的秋林，部队撤在山岳地带。为了重振军旅，实行他的所谓“军农合一”政策，破坏民众抗日组织—— 决死队，后来的“新军”。这些抗日组织的领导人是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副主任委员南汉宸，都和邓宝珊将军是老朋友。一九三八年五月，两 人先后到榆林，请邓设法解决晋西北的磨擦问题。邓即电邀阎锡山驻晋西北的将领杨爱源、孙楚联袂来榆林，与之谈论了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提出互谅互让，避免磨擦，共同抗日。终达成共识。

　 　抗战初期，绥德专区各县设有两个政权，即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各自委派县长。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磨擦专家”，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制造 事端，挑动纠纷，遭到了边区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共中央即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调到绥德兼任警备司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何见势不妙，跑到西安，保举八 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任绥德专员，包赴任时，车里带着化了装的何绍南，不料被当地群众发现，大喊“何绍南!何绍南!”何、包见阴谋暴露，便怆惶烧毁反共 宣传品，逃出城外，八路军未加阻挡，“礼遇”出境了。之后，何、包还颠倒黑白，大造反共舆论，而邓、高两将军则如实电报了事件的经过，揭露了何、包的谎 言。事后，王震同志到榆林会见邓、高，再一次说明绝对不和友军磨擦，继续按互助互让的原则办事。

   为 了团结抗日，邓宝珊将军还做了一件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大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驱使下，相继占领 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后，于当年十月下旬在归绥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归绥改名为“厚和浩特市”。这时，日本侵略者看到成吉思汗陵在蒙古族中具有极 为崇高神圣的地位，便想以成吉思汗陵作为一种筹码来要挟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以实现继建立伪满洲国后，让蒙古族成为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的又一个目标，便在一 九三九年的春天，打起了成吉思汗陵的主意。日本遂勾结一些民族败类，图谋盗走安放在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灵柩，以诱惑、拉拢蒙古族上层人士外向，分化瓦解 抗日力量。邓宝珊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力主将成吉思汗灵柩西移，并亲任迎灵大员。蒋介石和毛泽东均赞同这一爱国之举，并给予大力支持。一九三九年五月底， 国民政府委派的移陵人员及护陵军人陆续到达伊金霍洛旗。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太阳未出之时，达尔扈特人和附近各旗的蒙古族民众云集伊金霍洛旗，与他们景仰和 崇拜的始祖告别。成吉思汗的陵寝离开伊克昭盟后，经过了榆林、米脂、绥德等县，每到一处都举行大型的祭祀仪式。在经过延安时，也举行了隆重礼仪，最终安放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的兴隆山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专车将成吉思汗灵柩接回内蒙原地安放。

  一 九四三年六月，邓宝珊将军赴重庆开会，途经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贺老总分别设宴款待，毛主席对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国际形势处在大转变的前夜， 再来一个冬季攻势，苏联红军打不到新国界，也可以打到旧国界。英美联军也将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也感到这个变化，召开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可能仍然是准 备打内战，我们要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和一切爱国力量，争取实现民主政治。毛主席这一精辟的分析，更加坚定了邓将军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决心。到重庆，邓将军 拜谒了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和民盟、农工等民主党派人士，总想探索一条和衷共济，民主建国的道路，并在和蒋介石的面谈中予以忠告。蒋问:“你需要什 么?”邓答:“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略微一哂，未作回答。邓在重庆时，外间传闻可能调甘主政，但因向蒋进了忠告，蒋介石 更加顾忌，想把邓调离榆林，去任热河省主席，曾向张群征询意见。张说:“邓宝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还能去敌后?”蒋便仍叫邓回了榆林。路过延安，别是一个 天地，身心为之舒畅。当时正值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邓宝珊将军以来宾身份出席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我是大家的朋友”，“我将为人民尽 一番力”，特别强调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重要意义。八年抗战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国民党发动历次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摩擦的时候，邓宝珊将军以团结抗日为重，拒不参与，直到抗战胜利。正是在与延安联合抗日的过程中，邓宝珊将军与毛泽东主席以及延安的主要中共领导同志多次交流，逐步坚定了其热爱 民主、反对独裁的建国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宝珊将军曾在兰州甘肃学院的致公堂（兰州大学前身），以罗曼·罗兰的名言“人生 就是一个奋斗不息的过程”为题，在全体师生中进行了演讲。他结合自己在榆林的情况，讲了三次去延安的经过，鼓励师生奋斗前进，迎接新的革命。